作者简介：孙林（1963-），男，汉族，安徽阜南县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藏学。

摘要  苯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宗教，本文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探讨苯教思想的源流，认为系统化的苯教吸收了许多波斯宗教的思想，尤其是其宗教宇宙论基本参照了波斯的模式。苯教在对其神圣之地俄木隆仁的构想时，既受到波斯宗教有关影响，同时也与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宗教城市古尔有关联，因为古尔的模式与俄木隆仁的模式几乎完全相同。

关键词 西藏苯教 波斯宗教 圣地 古尔

苯教的源流问题是对吐蕃古代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极重要的问题。目前，藏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兴趣日渐浓厚，原因是在苯教的思想体系中，我们不仅发现丰富的属于藏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而且也可以看到大量外来的东西，比如苯教对于印度佛教思想的吸收即可以作为佐证。就苯教的整体构成来看，它的神灵系统及宗教实践方式等都借鉴了不少佛教的东西，但在宗教理论方面，苯教又吸取了许多非佛教的和外来的思想，这一点在其宇宙论方面尤其突出。我们通过比较，发现苯教宇宙论是在亚洲广泛流行的宗教宇宙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既有比较纯粹的外来的思想体系，又有藏民族自己对外来思想的理解和加工。下面我们试从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与文化交互作用的方面来阐述苯教宇宙论的外来成份。

苯教的传统说法自称其宗教起源于大食（ta-zig或tag-gzig ）——这个词在藏语中一般指古代波斯，但又有许多苯教徒声称其起源圣地在象雄（即今天的西藏阿里）。苯教研究者对这种矛盾的说法感到十分棘手，但对于一般苯教信徒而言，这两种说法可以同时被接受，因为有时候，大食与象雄都同时被视为是苯教的圣地，它们在神话中是合二为一的。

苯（bon），苯教徒对该词并没有权威的解释，一些研究者认为它的基本含义是“祈求”、“默祷”、“朗诵”、“吟诵”。D·斯内尔格罗夫在其研究苯教的的著名专著《苯教的九乘》序言中还认为Bon与象雄语gyer含义相同，同时该词还包括chos（法）的意思在内，即Bon可以理解成具有“基础”、“教法”等词意。

最近，一些国外研究者又提出一个新的解释，即认为藏语苯教之“苯”系外来语，确切说，它本是古代波斯语banu一词的转音，该词在波斯语中有光芒、光线、光的意思。在古代印度梵语中，与波斯的banu相关的词是bhanu，该词与banu的含义完全一样。另外，在古代波斯语中，还有bun与bon读音的词，这两个词在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anism，即拜火教）中有重要含义，一份9世纪的有关拜火教戒律的用巴拉维语写成的文献中，将bun用作“基础文献”来讲。由此，一些学者在重新评价苯教的起源问题时，认为苯教中的一些思想观念应来自吐蕃周围民族。

由于苯教的源流问题是古代吐蕃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它的解决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苯教及藏族内在的文化精神，所以这个问题需要反复讨论研究。
 从苯教的宇宙论来说，其所涉及的世界体系、宇宙结构无不与大食有关系，在苯教文献《金钥》中，我们可以看到教祖辛饶米沃且出生于大食的俄木隆仁，他在这里确立了苯教的体系。俄木隆仁（o1-mo-lung-ring ），苯教的普遍解释是ol代表“未诞生”，mo代表“不衰败”，lung代表“辛饶的授记”，ring代表“新饶的永恒慈悲”。从俄木隆仁的字面意思来看，苯教学者卡尔梅认为可以解释为“俄木的长长的河谷”。如果从藏语的结构看，ol-mo-lung-ring具有一种合并词的特征，ol字的根本意思是“青色”（灰绿色），mo为阴性基字，是藏族一种古老的对山峰的女性称谓的习惯用法，lung-ring有长山沟之意。现在，ol-mo作为地名，我们还不能更多地寻求它的命名学本义，或者它与喜马拉雅女神乌摩（omma）有某种关系。这个地名在苯教文献中出现的时间据有的学者研究，应该不早于10世纪。而印度流行的对于雪山女神乌摩的密教崇拜则正好是在10世纪以后传到西藏。另外，它可能与《新唐书.吐蕃传》中记载的“闷摩黎山”有近似的读音，据《新唐书》记载，这座山在大羊同国，即象雄，其含义是“紫山”（玄青色）。可以推断，在本教徒对于这个地区的阐释上，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地理位置所隐含的文化信息。
 在苯教经典中，俄木隆仁作为世界中心，具有神奇的结构。我们先来看苯教经典著作中对于其宗教圣地的描述。在11世纪的苯教著作《经部集要》以及19世纪苯教的一部著作《苯教史——嘉言宝库》中，苯教的这个圣地被形容为是以一座圣山——九级雍仲山为中心的。以这个山为中心，分别向四个方向流出四条河流，它们分别是东方的gang-ka（恒河），南方的sin-du（印度河），西方的pag-shu（博叉河），北方的si-ta（私多河）。这四条河流将俄木隆仁分成四大区域，因而从九级雍仲山开始向四方扩展的地区就有：紧靠圣山的是四座宫殿，东方——香波拉芝宫，南方——巴波索杰宫，西方——赤曼杰谢宫，北方——孔摩乃乌育宫。与这四个宫殿相邻的即分别位于东南、东北等四维方向的也有四座塔形建筑，他们形成内部的中心区（nang-gling ）。其外面又有12个以gling（洲或岛的意思）为名的区域，他们还被称为“12中间洲”（bar-gling ），分别都有非凡的名称和各种山峰、河流以及其他特别的东西，另外，每一个洲都有一个城市。其中东南方的brgya-lag-u‘o-ma-gling（汉地竹林洲）上有kong-rtse-phrul-gyi-rgyal（孔子神变王）居住。最外围也有12个区域，被称为“12边地洲”（mtha' -gling ）。这个边地洲之外就是环形的边缘山脉，将圣地完全环绕，环形山之外，同样是将圣地整个包围的大圆海。《经部集要》还绘有一张俄木隆仁的地理结构图，这份图对于后来的苯教著作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这份地图所具有的形貌来看，它与古代西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的轮形地图具有相似的地方。据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的研究，古代巴比伦的轮形地图以及巴比伦的环形宇宙观曾经对整个亚洲和欧洲大陆产生影响，他将之称为欧亚宗教圆宇观。对于中国而言，战国时期齐人邹衍所倡导的“大赢海”宇宙论无疑是这种学说的中国翻版。令人感兴趣的是，在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3世纪这段较长的时间内，有证据表明几乎整个欧亚大陆各国都曾经被这种宇宙论吸引，产生不少带有圆形结构特色的宇宙地图或相关神话。在中国，自春秋战国开始，就产生了在铜镜上进行构拟宇宙结构的流行的做法。之所以有这种现象，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铜镜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本身与光亮（光芒、光明）有关，所以很早就被人们视为是具有驱除魔障效用的东西。一般在中国古代的葬礼中，铜镜经常是必备的随葬品，这种铜镜往往在背面会刻有一些特别的铭文，如：“长乐未央”，“驱辟不祥”等等语句。从战国到秦及两汉时期的铜镜，十分流行一种在铜镜背面铸造一种特别的图案，这种图在考古学上通常被叫做“规矩纹”（中国的叫法）或TVL纹（国外的称呼）。许多研究者都相信规矩纹与宇宙结构有关，我们认为规矩纹其实就是一种宇宙结构图，从汉代许多与规矩纹铜镜的相配合的铭文看，应该可以肯定规矩纹以表现宇宙结构为主题，如新莽时的一块铜镜铭文：“新有单铜出丹阳，炼冶银锡清而明。尚方御竟大勿伤，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福昌，寿敝金石如侯王。”总体上说，铜镜的结构的思想来源与邹衍的“大赢海”宇宙观有直接的关系。关于邹衍的宇宙论，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转述，据《史记》的记载，邹衍认为过去儒者所谓的中国以及自大禹以来所划分的九州并不是整个世界的全部，中国以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是真正的大九州，这大九州中的每一个都有九个小州，合计有八十一州，外面又有大海环绕，九大州之间也有海水相绝，中国（齐州）实居其八十分之一。邹衍的学说在两汉大盛，桑弘羊在《盐铁论》中运用邹衍的学说，批驳儒者之愚腐。东汉张华在《博物志》中，把邹衍的学说加以发挥，认为“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地陆地中心就是昆仑山，此山“最居中，八十国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好国也。邹衍的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天文学说“天圆地方”理论是能够相契合的，规矩纹中外部圆圜常呈齿状图样，可以理解为是宗教寰宇观中所描述的外部的铁围山，再之外还经常有水波纹做装饰，这应该就是宇宙最外围的大瀛海，无疑这个大瀛海是可以与天相接的，内部的正方形陆地也正符合“地方”之描述。与铜镜及邹衍的宇宙论相印证的，就是自周朝就出现的神秘的“明堂”建筑也被汉王朝修建成功，这种建筑据历史记载在西汉就已修建，以后新莽、东汉、唐朝等历代王朝包括明清都曾修筑过此类建筑，1956年陕西省文管会在西安北郊勘查新莽时代的一个大型建筑遗址据考证，就是王莽下令修建的著名的明堂辟雍。关于明堂，《月令》记载，“明堂者，所以明王气，统万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也，下设十二宫，象月辰也。水圜四周，言王者动作上洒天地，德广及四海，方此水也。从陕西所发现的明堂遗址看，其总体布局，即中心建筑明堂与外部的圆形壕沟——辟雍与铜镜的规矩纹宇宙图式基本一致。此外，中国自古流行中原的昆仑山神话，也属于与铜镜、明堂相同的旨在构拟或统摄宇宙的一类图式，在汉代以后流行的昆仑山神话中，我们还注意到有一种独特的说法，即晋代王嘉在《拾遗记》中把昆仑山与印度的须弥山神话联系到一起，说：“昆仑山者，西方曰须弥山，对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层…”。看来两晋时期人们已经把昆仑山与须弥山视为同等的甚至是同一座神山了。关于中印这两座圣山的比较研究，曾经在20世纪60-80年代在国际学术界兴起过研究的热潮，中印和海外华人及汉文化研究学者对此多有论述，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昆仑山神话来自境外文化的传播，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就有如此主张，认为“昆仑”一词来自“胡语”，本有“黑色”之意。这里所谓的“胡语”，在中国多指西域一些民族的语言，波斯语在中国古代也被称为胡语。
 就印度的须弥山的来源来看，据研究，它与波斯是有关系的。这主要是印度远古的雅利安人与波斯人祖先属于同一民族，在公元前2000左右从中亚地区各自向不同方向迁移，雅利安人向东南迁移，到达印度河、恒河流域，另一支民族即古伊朗部族，向西迁移而到达伊朗高原。这两个民族间在宗教上有不少共同的东西，尤其是印度须弥山神话与波斯的圣山Halla山神话有许多共同的观念。
 围绕Halla山的神话传说的历史应该是很久远的，它在波斯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的经典《阿维斯陀》（Avesta）与稍后的《班达希申》（Bandaxisen）中被予以详细的描述，按照这两部经典的记载，作为世界中心，哈拉山的顶端是“伽罗.恩玛纳（Galor-nemana）”，意为“珍宝之宫”，又称瓦希什塔一阿胡、比希什特等，为天堂的一部分。在拜火教的宇宙观中，整个宇宙以北极星（Mex-igah）为中心而被划分成四个天区十二个区间。四天区分别以四个主要的星座为标志划分出来，东方以提什特里雅（Tistrya，天狼星）为首领，南天区以萨德维斯（Sadwes，天蝎座）为首领，西天区以瓦南德（Wanand，天琴座）为首领，北天区以哈佛特伦格（Haftoreng，大熊星）为首领。十二区间指天宇的十二个区域，与黄道十二宫相当。北极星下正对的就是哈拉山，这个大山所在的大地与天空是对应的，它也被分成四个地区和十二个区间。同时，哈拉山上有以狮、虎、鸟、马为名的泉眼，向世界四方流出四条大河，将大地分成四个等份。Halla在读音上与梵文kailasah相近，Kailasah是印度与中亚地区传说中的圣山，在佛经中又被称为Anavatapta（阿缛达山）或“大雪山”，传说此山上也有四泉眼，同时山南部还有一个神奇的大湖阿褥达湖，从这个大湖向世界四方流出四条大河，即恒河、印度河、博叉河、私多河。该湖旁生有通天的阎浮树，此树下盛产黄金。显然，从结构上看，哈拉山与Kailasah山基本是一致的，西藏的苯教的圣地俄木隆仁应该与这两个民族传说的圣山有密切的关系。
 在西藏地区，据苯教的一些文献记载，常有苯教徒去俄木隆仁朝圣，这种朝圣活动既便到西藏和平解放前都没有停止。旅居法国的专门研究苯教的藏族学者卡尔梅.桑木旦曾在一篇文章中说，1959年以前人们常去所谓的大食朝圣，虽然朝圣者没有返回，但这并不能阻止信徒们对圣地的信仰。一般研究者把俄木隆仁与Kailasah山相比较，认为这个山所在的地区就是西藏阿里，冈底斯山就是传说中的圣山。冈底斯山在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及中亚一带的确名声显赫，也是印度教、佛教、苯教信徒心中信仰的圣山。但对许多苯教徒而言，冈底斯山可能仅仅代表着中的俄木隆仁的某个方面，而不是真正的精神家园，他们相信在大食还存在一个真正的圣地，这个圣地究竟有没有呢？
 现在的历史学和考古学似乎为这个问题找到了答案。因为在古代波斯历史上，的确修建了一些宗教性的建筑，西藏的苯教信徒对于波斯有着神圣的崇敬之情，他们对其心目中的圣地的不舍追求或许就是按照这些建筑为其原型。在波斯，早在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拜火教就被奉为国教，居鲁士曾修建了一些宗教建筑，而在萨珊波斯王朝时，阿尔达希一世（Ardashir I）曾经出于宗教原因而修建了一个著名的圆形城市古尔，这个城市的结构可以说与苯教徒心中向往的俄木隆仁几乎一模一样。根据笔者的研究，波斯古城古尔（Gour）位于今天伊朗的Fars省，距离Shirlaz（设拉子）很近，它在古代曾经是萨珊波斯王朝时期重要的地区，这个圆形城市的本来名字是阿尔达希一克瓦纳赫（Ardashir-Kavanah，意为阿尔达希的光辉），当地人按其形状将之称为古尔，后来阿拉伯人占据此地后，由于Gour在波斯语中有“坟墓”的含义而被认为不祥，被Azododdowleh Dailamite改名为菲鲁扎巴德（Firruzabad或Fierouz-abad）。现在的古尔城遗址在Firouzabad市附近的萨桑镇，整体面貌仍然保存完好。作为萨珊波斯王朝的开创者阿尔达希尔一世下令并组织修建的一座特别的城市，在建造时，阿耳达希尔一世要求建筑师将该城按照神话中的宇宙中心的样子设计成圆形，并且其结构也十分特别。从现代的航空考古学摄影图片和一些相关研究来看，古尔城的构造是以其中心区域分四个层次向外展开。中心区的地势为全城最高，它包括最中间的一座人工堆砌的山峰，四座按东南西北位置分布的宫殿，这四座宫殿今天仅有两座还有相对完整的墙体，其中最完整的被人们称为火宫（Firetemple），另一座叫处女宫（Virgintemple），四大宫殿之间还有一些小形建筑。中心区之外的第二、第三个区域以及第四个区域的建筑现在都已经毁灭，仅仅存在不同层次的台地，使人知道这个圆形城市的内部是依照一定规则划分的。古尔城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该城城内还拥有四条壕沟，这些壕沟的分布从城市中心山峰向外呈放射状，分别正对宇宙四个方位，据我们分析，这四条笔直的壕沟，应该象征宇宙的四条大河，它们与古尔城外围的圆形城墙和最外部的更宽大的圆形壕沟是相通的。
 古尔城的结构与古代波斯流传的以哈拉山（Halla，意为“黑山”）为宇宙中心的神话传说是一致的。如前面我们所描述的，哈拉山是波斯神话中宇宙的中心山峰，正对北极星下，这座大山之下又与地下城堡库西（Kuci）相通，这个地下城市被古代波斯以及两河流域的神话描述为具有“死亡之门”的特征，后来该城的通行名称Gour就是来自相关的库西的神话传说。
 古尔城在古代西亚以及中亚地区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因为在这个城市附近的设拉子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有名的商业城，过往的东西方商人对于古尔城的见闻应该传布很广，而其独特的结构对于一些民族的宗教与神话也必然发生影响，比如波斯神话中的宇宙中心halla的读音以及意思对于中国就有影响，现今的喀喇昆仑山的名称中仍然还带有外来语的因素。西藏苯教徒去大食寻找的俄木隆仁或许就是这个神秘的古代城市。
 对于古尔城与西藏苯教的关系，我们还应从更广泛的角度考察，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西藏与外界地的关系和往来情况。
 从东西交通史的角度看，西藏在很早以前就与中亚、西亚有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吐蕃（Bod）这个名称也很早就传到世界各地。据研究，西方人在公元2世纪就听说过西藏，古代希腊学者KlaudiosPtolemios曾经记载说亚洲东部地区有名为Bautai的部落，稍后的Greco-roman的作家AmmianusMar-cellinus把这支民族称为Bauts，说他们生活于东亚南部地区的高山（似乎指喜马拉雅山）山麓上。希腊罗马的作家对于西藏的记载虽然属于道听途说的性质，但这可以在某个方面表明古代时期西藏与外界的交流情况。在公元7-8世纪，吐蕃王朝强盛一时，其政治力量不仅深入到西域（今天的新疆地区），而且在中亚也产生影响。在这种前提下，西藏和外界的交往得到极大的推进。从近现代的学术性的历史研究和田野调查的结果来看，西藏长期以来与周边地区如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西域和中亚各民族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尽管青藏高原与外界存在一些天然的地理障碍，但这并不妨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引。历史上西藏与外界的商业贸易交流通道至少有三大段主要线路出口，一是中段边境线上的藏尼（西藏与尼泊尔）通道；二是南段边境线上的藏印（西藏与印度）藏不（西藏与不丹）通道；三是北段边境线上的藏印、藏克（西藏与克什米尔）藏回通道。藏尼和藏印通道是西藏与外界的重要贸易路线，主要藏尼线从西藏拉萨到日喀则，再到中尼边境的吉隆、聂拉木、樟木等地，由这里开始进入尼泊尔或锡金，南段的藏印通道则主要从西藏边境的亚东到达不丹或印度中部，再由这里向中亚或西亚延伸；北段藏克通道主要以西藏阿里为中心，向南到达印度西北的新拉，从这里向南可到印度其他地区，向西北到则达克什米尔，由此再到中亚或更远的地方。藏回通道主要向东北经拉达克到达回鹊（新疆）。中亚与回鹊历史上是古代连接Eurasia（欧亚大陆）的重要桥梁，自然有关西藏的信息很早就传到欧亚各地，反过来，外界的许多情况在西藏也有许多反响，比如在民间文学中，藏族不少民间故事就是外来的，如流传在欧亚许多国家的著名的长耳国王的故事在西藏的翻版就是长角国王朗达玛的故事。在这种交流中，外面的流行的思想传入西藏，并在青藏高原扎根生长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宗教寰宇观在西藏出现看来并非偶然。
 在宗教的传播的问题上，可以肯定欧亚大陆的一些宗教尤其是拜火教与摩尼教可能很早就传入西藏，因为在唐代，中亚地区拜火教与摩尼教十分兴盛，印度也有帕西人信仰拜火教。摩尼教就是当时由西域传入中国，西藏自然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据专家研究，苯教有关世界起源的理论就具有西亚二元论宗教的特色。比如在11世纪形成的苯教经典《经部集要》中，还有再晚一些的著名苯教著作《黑头矮人的起源》中，就以这种二元论的思想来阐述宇宙生成的原理。这两部文献声称宇宙最初的状态是虚空，之后有一道光射出，于是就有了光明、黑暗、冷暖及阴阳的分别，这种状态交替作用又产生空气的流动，于是有了风，风推动看不见的雾气流动，在冷暖温度和风的作用下使雾气变成露珠，露珠凝聚成大水塘，以上所产生的几种因素继续交替作用，使水塘表面形成由泡沫形成一枚神奇的卵，这个卵经自然孵化而生成出两个宇宙之鹰，一黑一白。双鹰结合又产下三枚卵，分别呈白、黑、黑白相间的花色。后来，这三枚卵破裂，从中诞生出天神的不同世系以及一位会思考的混沌之肉团，名叫世间祈愿王，他以其思考能力创造了万物。在这里，光既是宇宙生成的原动力，也是神的性质的展现，这种性质带有善的一面。而黑暗虽然来自光的作用，但它仍然是与光明相对立的。在西藏，白色与善永远是同公正、诚实、无私、知识、聪明等相等同的，而黑色与恶则与偏见、欺诈、自私、愚昧、迷惘等属于一类范畴，无疑这是典型的一种二元论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在西藏的影响力我们可以从佛教文献记载的西藏古老的称猴变人神话中看的出来，在该神话中，藏人的祖先称猴与罗刹女结合产生藏地六大部族，由于称猴是善的代表，而罗刹女则代表恶的一面，所以他们的后代就具有这两类性质，有的人的本性善的方面居多，有的人恶的方面居多。显然，这种神话虽然带一点佛教的色彩，但其骨子里却遵循着苯教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波斯宗教的思维方式。
 总的来说，西藏在古代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封闭、保守的世界，藏族祖先很早就以积极的态度与其他民族交往，对于外民族的东西，能够进行积极的学习，并将之进行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藏族苯教可以说是我们研究藏族与外民族交往的一个较好的题材，通过对于苯教中外来思想的分析，无疑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人类文明体系的更深入的认识。